文/Sansaga
2024.10
二十八岁那一年，冯屏开始尝试写个人回忆录。
这对冯屏来说其实相当不容易，并不仅仅只是因为她认为倾吐自我是件难事，还因为在冯屏的认知中，回忆录这种东西，原本是只能由相当有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才能写的。
但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，开始新的生活，难免会因为本性开始怀旧，回忆一些过往。
她的同学中，有不少从五湖四海汇集到澳大利亚的同胞，其中不乏和她一样，都是放弃了原本的工作，选择到国外读书，充实自我，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的。这当中有一位四十几岁的姐姐，保养得当，穿着优雅，和冯屏是邻居，经过了解，才知道原本竟然曾经是在国内重高任教的一位语文老师，如果不出意外，应该可以安安稳稳、顺顺利利到退休。
“原因很简单。”
姐姐很坦诚，也不介意说明白自己会来到这里的原因，“我离婚了。”
故事很老套。
中年夫妻，人有异心，男方出轨，另觅新欢。已经上了大学的儿子不理解父亲，也不理解她要离婚的选择，认为两个人都是中年患上癔症，一出好戏，毁掉一个原本完整又殷实的家庭。父母的认知过于传统，接受不了她的选择，认为她这是赔上自己的后半生，既不孝顺也不值得。
“刚开始是难过的，但现在就不了。”
“要不是他们，其实还不能让我意识到，我人生的前二十年好像都在为了别人活着。曾经小的时候是为了父母，后来是为了丈夫孩子，直到现在，我开始写东西梳理前半辈子，才发现现在才是我仅有的、最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刻。”
姐姐说到这里，笑了：“不好意思，以前的职业病犯了，又开始说些无聊的道理。”
冯屏不认为这是无聊的道理。
她向来崇拜知识分子，更崇拜这样能有清晰的自我认知的女性。
姐姐来自北方的工业城市，她来自西南一个山区的小镇。如果不是机缘巧合，或许两个人这一生都不会有相识的机会。
对方看着温文尔雅，实则内核稳定，外柔内刚。冯屏则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外强中干的花架子，前半生的二十几年，一直在稀里糊涂地抗争，稀里糊涂地过。
“那不如尝试写写回忆录。”
“回忆录？”
“对。”姐姐笑着给她建议，“就是把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当做故事写下来，想到哪儿写到哪儿，只给自己看。”
于是白天读书之余，月黑风高，夜深人静的夜晚，冯屏打开一片空白的文档，一边发呆，一边鼓起勇气，尝试写下点自己能看懂的东西。
……
20XX年X月X日
回忆录的格式是这样的吗？不太记得了，我只记得老师教过怎么写日记，但先写了再说吧。
坦白说，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命不太好。
这应该也不是我单方面认为的。至少方繁就比较认可这一点。她曾经对我说，要是我运气好点，能投胎到大城市，应该怎么也能把本科读了，再考上硕士，找一个安安稳稳打工的‘牛马’工作。
“因为我就没见过比你更能吃苦的人。”
她当时是这样说的——这样的人，读书工作应该都不在话下才对。
方繁是我的好朋友。或者说，唯一的好朋友。她比我要优秀很多，不仅能考上国内的好大学，还能在欧洲读个硕士回来。但这样的背景，不仅不介意我的过去，还能在许多时候鼓励我，让我拥有勇气踏出第一步。
上一个能这样无条件对我的人，还是我妈。虽然她在我七岁的时候就病死了。
在我出生的那个小镇上，家家户户几乎都挨着建的房子，死了一个人的消息根本就瞒不住谁。
“讨债鬼！生不出儿子就算了，死了还要讨我家的债！”
我婆婆（本地方言里“奶奶”的意思）很不满花了几万彩礼娶回来的媳妇是个短命鬼，在我妈病死的第二天，就和我爸商量着是不是要把我送走。在他们眼中，女孩儿是没有什么养育的价值的，既不能给家里干活，镇上的那些官还非要来查家里的孩子送去义务教育了没，另外要花读书的钱。何况，天知道短命鬼会不会生出个短命鬼，指不定那一天就生了病，又要去医院烧钱。
坚持把我留下来的是我爸。冯存壮。
冯存壮没有主见，也不能读书，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在地里干活，唯独在这件事上很坚持。那时候，我还以为他是不忍心看亲女儿被送走，心里有些感动，所以哪怕他时常脾气一上来就要打骂我，我也都觉得能忍。
那会儿最轻松的时候其实是在学校里。
镇上的孩子大多都在同一所小学念书，也没大家想的那么纯真可爱。什么漂亮不漂亮，好看不好看，帅不帅，家里有钱不有钱，往往能很大程度地影响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。不过大概是因为我当时营养不良，人长得不起眼，所以学校里拉帮结派的事情，基本闹不到我这种老老实实的“平头百姓”上。
一二年级的班主任姓李，是从外地来支教的大学生，省会人，她总是叫我，“屏屏”，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后，还鼓励我一定要坚持读书，偷偷送了我一个文具盒，让我有困难记得找她。三年级要离开这里回省会的时候，又悄悄送了我一本书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这两样东西我现在都还保存着。就是可惜，后来的我还是让李老师失望了。
初三毕业那年，国家义务教育结束，我差点就要辍学了。
婆婆说我继续读下去也没意思，要么就去镇上找个活干，要么就跟着二伯父一起去外省打工。我不愿意，她就拿家里的扫把打我，我仗着她年龄大，整个院子到处跑，她就追着院子打，我还是不愿意。后来她没办法，就动员了刚刚从田里回来的冯存壮一起打我。可能是成年男人动手的动静太大了，惊动了隔壁的邻居，邻居报了警，镇政府的人很快来了，了解到情况后，把冯存壮直接扣走了几天，我则被好心的邻居罗婆婆收留了一段时间，养了好几天的伤，才能一瘸一拐地下地走路。
罗婆婆的孩子都在外面打工，家里只剩她一个老人，平时不好管人闲事。我主动要帮她的忙，她就带着我去山上挖折耳根，两个人一边挖，一边叹气。
“可怜娃娃，你要是个男娃子，你家里估计对你就好了。”
“都是命哦……”
罗婆婆说这话没有恶意，纯粹是在我们那个地方，家家户户都是熟人，没有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距离感的说法，直率的表达惯了，并不是要刻意伤谁的心。
更何况，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太会为这个事情伤心了。
我被打得趴在地上不能动的事情经由熟人之间的传播，很快就在本地出了名（据说还有人拍了照片，留了证据）。
这惊天动地的、惊动当地舆论的一打，加上幼年失去我妈的故事，还是让我高中在政府的安排下读上了书。
只不过进了高中，我才意识到读书这个事情确实也要靠天分。我拼死拼活地读，比不过人家真正聪明的随便动动脑筋。我在老师的建议下选了文科，早起贪黑地背书，在家里时，不管婆婆怎么骂我，我都还是要坚持背书，最后高考成绩下来，还是让我努力考到了一个末流的省内本科。
现在想起来，我还是觉得后悔：当时要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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