熹平四年，秋末。
洛阳城，开阳门外。
袁珩勒马，第一次真正看见了东汉的太学。
垣墙高耸，覆压甚广。其间屋舍连绵，规制严整，飞檐斗拱在晨光中勾勒出静默的轮廓。
高高的门阙庄严肃穆，其上雕刻的祥云瑞兽已被岁月磨去了棱角，却更显古朴厚重。
有三五成群的士子，他们或高冠博带，侃侃而谈；或怀抱简册，步履匆匆。深衣广袖拂过地面，带起细微的尘烟。
这就是大汉帝国的最高学府，天下英才汇聚之地。
晨风带着深秋的凛冽，卷起落叶。袁珩深吸一口气，清冷的空气涌入肺腑。
身后，小石睁大了眼睛，满是敬畏与新奇。
“公子，这里……好生气派！”小石低声道。
袁珩没有答话。
他的目光越过高耸的门墙，仿佛穿透了眼前的景象，来到了更远的地方。
这里不仅是学术的殿堂，更是未来数十年间，无数影响历史走向的思潮、党争、谋议最初萌发和碰撞的温床。
一种难言的感慨，在他心中漫开。
他今日未着华服，仅是一袭月白深衣，外罩青色半臂，腰系素带，头上只用一根普通的玉簪束发。
验过司徒府的辟召文书，门吏恭敬地引他入内。
穿过巍峨的大门，景象豁然开朗。
一条可供数车并行的中央大道笔直延伸，两旁是鳞次栉比的“博士舍”和诸生居住的“号舍”。
更远处，隐约可见一座格外宏伟的殿堂轮廓，那便是举行讲经、辩论和重要仪式的“讲堂”。
往来士子年龄各异，有与他相仿的少年，也有两鬓间已带风霜的求学者。口音更是南腔北调，其间或能听到荆楚之地的绵软、关西的硬朗、河北的浑厚。
所有人的衣袍下摆和袖口，大多沾染着或新或旧的墨渍，那是日夜与简牍笔墨为伴的印记。
就在袁珩沉浸其中时，引路的门吏停下脚步，侧身指向大道东侧：“公子请看，那边便是新立的石经。”
袁珩顺着方向望去。
数十座巨大的石碑，如同沉默的巨人，整齐地矗立在深秋略显苍白的阳光下。
石碑极高，目测竟超过三米，宽也逾一米。它们并非随意摆放，而是精心排列，彼此相邻，组成了一面震撼人心的，由石头构成的“经墙”。
即便隔着一段距离，也能感受到那沉淀了文明重量，汇聚了知识权威的威严肃穆。
他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去，越走越近。
石碑是以青灰色的坚硬石料刻成，表面打磨得十分平整。上面刻满了文字，是标准的八分隶书。笔画方平正直，结构严谨，法度森然，一笔一划都透着官定正本的庄重与不容置疑。
阳光照在微微凹下的刻痕里，在笔画边缘投下清晰的阴影，使得每一个字都仿佛要从石头上凸显出来。
“《尚书》……《周易》……《鲁诗》……”袁珩的目光缓缓扫过碑首刻写的经名。
这就是“熹平石经”。
东汉末年，儒家经典因长期口传手抄，文字错讹、版本混乱严重，“俗儒穿凿，疑误后学”。
蔡邕等学者深感其弊，遂奏请灵帝正定六经，以官方权威统一文本，将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鲁诗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论语》七部儒家经典，一字一句镌刻于石，立于太学，作为天下士子校勘文本、攻读经学的绝对标准。
此刻，石碑前已聚集了不少人。
有白发苍苍的老博士，用手指颤巍巍地逐字比对；有年轻的太学生，或跪坐于地，将竹简铺在膝上抄录，或几人围在一起，对某句经文的不同低声争论。
四下满是研学之气。
“其观视及摹写者，车乘日千余两，填塞街陌……”
史书上的记载化为眼前的实景。袁珩能想象，在石经刚刚落成的那段日子，这里该是何等盛况。
这不仅仅是几块石碑，这是帝国在向天下宣示文化的统一，学术的正统，是维系这个庞大文明体，精神共识的基石。
然而，跨越时空，站在这宏伟而坚硬，仿佛能永恒存在的石经前，袁珩却莫名的感到恍惚。
袁珩在“看”到它们的同时，也“看”到了它们注定的结局。
十五年后，公元190年，初平元年。
关东联军声势浩大，尤其是孙坚所部连战连捷，迫近洛阳。
董卓胁迫天子与百官西迁长安。
临行前，他下令焚烧洛阳。
《后汉书》与《三国志》中冰冷的记载——
“卓乃徙天子都长安，焚烧洛阳宫室，悉发掘陵墓，取宝物”
“旧京空虚，数百里中无烟火。”
这是孙坚率军进入洛阳后的所见。
这些象征文明正朔的石经，或被烈火炙烤崩裂，或被乱兵推倒砸碎。
帝国数百年的文华，与宫室的梁柱一同化为焦炭与废墟。
而后，洛阳“无复人迹”，荆棘成林。
这些石碑的残块，也在漫长的时光中被掩埋。
直到千百年后，宋朝，民国……
后人才从考古的泥土中，偶然寻得几片残石。
文明的丰碑，如此坚固，又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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