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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. 裂痕

小说:

越陷越深的烂人

作者:

会入天地春

分类:

现代言情

江水是这座城市唯一说实话的东西,它不说谎,不掩饰,只是日复一日地流,把上游的污浊带到下游,把昨天的尸体冲进明天的海洋。夜色里的江面像一块巨大的、打碎了的黑玻璃,倒映着两岸的霓虹,但那些光浮在表面,沉不下去。真正的江水在下面,黑暗的,冰冷的,裹挟着泥沙、垃圾、工业废水和无数个无人认领的秘密。

我站在江边的栏杆旁,手里攥着那个牛皮纸文件袋。袋子很厚,边缘已经被我的汗水浸软了。风吹过来,带着江水特有的腥味,还有远处码头传来的柴油机气味。对岸,“远大·滨江新城”的巨型广告牌亮着,霓虹灯组成的赵承德头像在夜色中微笑,下面是一行字:“为城市创造更美好的明天”。

美好的明天。我咀嚼着这个词,喉咙里泛起一股铁锈般的苦涩。

文件袋里的东西,我已经看了三个小时。从下午在图书馆旧馆拿到它开始——苏晚发来短信,只给了一个地址和时间,像地下接头——我就坐在阅览室最角落的位置,在日光灯惨白的光线下,一页一页地翻。

不是复印件,是原件。纸张泛黄,边缘卷曲,有些页面上有深褐色的污渍,像干涸的血迹。第一份是《“凤凰计划”拆迁户登记及补偿明细表》,1998年9月制表。表格用蓝色的复写纸誊写,字迹已经有些模糊,但还能辨认。

棉纺三厂家属区,共计住户317户,登记人口1246人。补偿方案一栏,密密麻麻地写着数字:按面积折算,每平方米补偿价380元;而同一时期,隔壁新建的商品房小区,售价是每平方米2200元。差额栏里,有人用红笔写了一个词:“政策差价”。

政策差价。四个字,吃掉了一千多个家庭半辈子的积蓄。

我往后翻。第二份是《拆迁工作推进情况周报》,日期是1998年11月。汇报人:赵承德(时任远大建筑公司总经理)。内容摘要:“本周完成强制拆迁14户,剩余23户中,有7户态度顽固,多次煽动其他住户对抗。建议采取重点突破策略,对带头者进行‘特殊处理’。”

特殊处理。这个词旁边,有人用钢笔写了两个小字,字迹很轻,几乎看不清:“已办。”

我翻到下一份文件时,手开始抖。那是一份《意外事件情况说明》,1998年12月5日。事由:“棉纺三厂退休职工金大年(男,61岁)在拆迁现场突发心脏病,经抢救无效死亡。”情况说明很简单,只有半页纸,说金大年“情绪激动,与工作人员发生口角后倒地”,120到场时已无生命体征。结论:“属意外事件,建议给予人道主义补偿金两万元。”

两万元。一条命。

文件最后附着三张照片。黑白照片,像素很低,但足够看清:第一张,一个老人躺在地上,周围站着几个穿制服的人,表情冷漠;第二张,老人的妻子跪在地上哭,旁边有个小女孩,大约五六岁,睁大眼睛看着镜头,眼神空洞;第三张,推土机正在推倒一栋二层小楼,烟尘滚滚。

我盯着那个小女孩的脸。虽然只有五六岁,但眉眼的轮廓,那种倔强的神态……我见过。在老金给我的全家福上,在他讲述往事时浑浊的眼睛里。

金卫国。老金的父亲。而那个跪在地上哭的女人,是老金的母亲。那个睁大眼睛的小女孩……是老金的妹妹?不,老金是独子。那可能是邻居的孩子,或者远房亲戚。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那一刻被永远定格在了这张发黄的照片上:一个人的死亡,一个家庭的崩溃,一个女孩童年的终结。

我继续翻。后面的文件越来越厚,也越来越触目惊心。

1999年1月,《关于苏建国一家“火灾事故”的调查报告》。苏建国,棉纺三厂技术员,是最后一批拒绝搬迁的“钉子户”之一。报告称,1998年12月24日晚,苏家居住的筒子楼因“电路老化”引发火灾,苏建国及其妻子当场死亡,女儿苏秀兰(14岁)严重烧伤,送医后不治。报告结论:“经调查,未发现人为纵火证据。”

但附件里有一份手写的值班记录,是当晚在拆迁指挥部值班的一个保安写的:“12月24日晚8点,赵总带三个人过来,让我去门口守着。他们在里面待了半小时,出来时身上有汽油味。9点左右,苏家那边就着火了。”

这份值班记录没有被装订进正式报告,只是用回形针夹在最后一页。写记录的人叫王志刚,1999年3月因“盗窃工地建材”被开除,同年5月死于一场“交通事故”,肇事司机逃逸。

苏建国。苏秀兰。

我想到苏晚。她从来没说过自己的全名。苏晚是她的真名吗?还是她后来改的?她和这个苏建国、苏秀兰是什么关系?姐妹?亲戚?还是……就是同一个人?

文件翻到最后几页,是一份名单。《“凤凰计划”相关“意外事件”涉及人员及处理情况汇总》。表格里列了十二个名字,每个名字后面跟着死因、时间、处理结果。死因五花八门:心脏病、脑溢血、交通事故、溺水、火灾、坠楼。处理结果清一色是:“一次性补偿,家属签署免责声明”。

而在表格最下方,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,圈住了三个字:沈建国。

我父亲的名字,死因栏写着:“交通事故,2001年7月15日”。处理结果:“肇事者醉驾,已判刑。无其他关联。”

但在这行字旁边,有人用不同的笔迹写了一段话,字很小,挤在边缘:“沈建国,《城市晚报》记者,死前正在调查‘凤凰计划’后续安置问题。曾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赵承德。车祸现场有目击者称,看到肇事车辆在事故前跟踪沈建国车辆超过二十分钟。该目击者后改口,称‘看错了’。”

这段话没有署名。笔迹很陌生,不是我父亲的,也不是我见过的任何人的。

我坐在图书馆的椅子上,看着这段话,看了很久。久到日光灯发出滋滋的电流声,久到窗外的天色从昏黄变成深蓝,久到管理员过来提醒闭馆时间。

我没有哭,没有愤怒,甚至没有特别的感觉。就像被人用钝器在胸口重重砸了一下,最初是麻木的,要过很久,疼痛才会慢慢渗出来,渗进每一根骨头里。

我知道父亲是被人害死的。这些年我一直知道,只是不愿意去证实。因为证实了,就意味着我必须做点什么,而我又能做什么呢?一个被行业封杀的摄影师,一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烂人,去对抗赵承德那样的庞然大物?

所以我选择了逃避。用犬儒主义当盾牌,用嘲讽当武器,告诉自己这个世界就是这样,好人没好报,坏人活千年,别太认真,认真你就输了。

直到顾远的死。直到老金的死。直到现在,看到父亲的名字白纸黑字地出现在这份死亡名单上。

我才明白,有些债,是逃不掉的。它会一代一代地传下来,从父亲传到儿子,从施害者传到受害者,从二十年前传到今天,直到有人用血来偿还。

所以我来了江边。苏晚约的地方。她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。没有开车,步行来的,穿着一件黑色的长风衣,围巾裹着脸,只露出眼睛。江风很大,吹起她的长发,像一面黑色的幡。

“看完了?”她走到我身边,靠在栏杆上,看着江面。

“看完了。”我说。声音嘶哑,像砂纸磨过。

“什么感觉?”

我没有回答,反问她:“苏秀兰是谁?”

她沉默了几秒钟。江上的货轮拉响汽笛,声音沉闷,传得很远。

“是我姐姐。”她终于说,“亲姐姐。”

“那苏建国——”

“是我父亲。”她转过头,看着我。夜色里,她的眼睛很亮,像两点冰冷的火星。“苏晚不是我的本名。我本名叫苏小兰。姐姐叫苏秀兰,大我六岁。”

她解下围巾。江边的路灯照在她脸上,我第一次这么仔细地看她的脸——不是看她的美貌,而是看那些细节:左边眉骨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,鼻梁微微歪斜,像是断过又重新长好的,下巴的线条很硬,和她的妩媚形成一种诡异的对比。

“这道疤,”她指了指眉骨,“是火灾那晚留下的。姐姐把我从窗户推出去,她自己没来得及。我摔在楼下堆放的建筑垃圾上,钢筋划破了脸。后来被送到医院,脸上缝了十七针。”

她的语气很平静,像在说别人的事。

“我父母和姐姐的尸体,三天后才被认领。因为烧得太厉害,要靠DNA鉴定。赵承德派人送来五万块钱,说是‘人道主义救助金’。我舅舅——我母亲唯一的弟弟——收下了钱,签了字。然后把我送进了孤儿院。”

她顿了顿,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,点燃一支。火光在她脸前一晃,照亮了她眼睛里某种坚硬的东西。

“我在孤儿院待了四年。十四岁到十八岁。那四年,我学会了三件事:第一,不要相信任何人;第二,美貌是武器;第三,仇恨是燃料。”她吐出一口烟,“十八岁生日那天,我离开了孤儿院。改了名字,做了点小手术调整了脸上的伤,然后去了‘夜泊’应聘。”

“你计划了多久?”我问。

“十年。”她说,“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,我用十年时间,从一个端茶倒水的服务员,变成‘夜泊’的头牌,变成赵承德的情人,变成他最信任的‘红颜知己’。我陪他出席各种场合,听他吹嘘自己的发家史,听他讲‘凤凰计划’是他人生最得意的作品之一。每次他讲这些,我都要笑,要崇拜地看着他,要夸他真厉害。而我心里想的是,总有一天,我要把你从那个王座上拉下来,让你跪在我父母的坟前磕头。”

她说这话时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没有愤怒,没有悲伤,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冰冷。

“顾远的死,是你计划的?”我问。

“不完全是。”她摇头,“顾远是自己发现了公司的秘密。他太天真,以为可以凭一己之力揭发赵承德。他找到我,以为我是‘被压迫的女性’,以为我可以帮他。我利用了他,给了他一些假线索,让他去查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,想让他知难而退。但他太固执,查到了不该查的——他发现了林涛在洗钱的证据。”

“然后林涛杀了他?”

“赵承德下的命令,林涛执行。”苏晚说,“顾远死的那天晚上,我在场。赵承德让我去‘安抚’他,让我套他的话,看他到底知道多少。我去了,顾远很警惕,什么也不肯说。我离开后不到半小时,他就‘跳楼’了。”

她弹了弹烟灰:“我知道他会死。但我没阻止。因为那时候,我的计划还没准备好。我需要更多时间,需要拿到更多证据。顾远的死……是必要的牺牲。”

必要的牺牲。这个词让我浑身发冷。

“那老金呢?”我的声音在颤抖,“他的自焚,也是‘必要的牺牲’吗?”

苏晚沉默了。她看着江面,很久没有说话。烟在她指间慢慢燃尽,灰白色的烟灰被风吹散,落入黑暗。

“金卫国……”她终于开口,声音很轻,“我认识他。在他去‘夜泊’找清洁工工作之前,我就认识他。两年前,我以慈善志愿者的名义去过福利院,见过他和金贝贝。我知道他的故事,知道他女儿的病,知道他走投无路。但我没帮他。因为我需要他。”

“需要他什么?”

“需要他成为一根导火索。”她转回头,看着我,眼神锐利如刀,“沈默,你还不明白吗?赵承德这种人是不会因为一两个证据倒台的。他有关系网,有律师团,有钱,有地位。普通的举报、揭发,对他没用。就像二十年前,我父亲和那些死去的人,他们的死有人管吗?没有。因为死得不够响,不够惨,不够让所有人看见。”

她的声音提高了,在江风中显得格外刺耳:“所以我要让一个人,在所有人面前,用最惨烈的方式去死。要让他的死成为一面镜子,照出赵承德脸上的血。要让所有人都看见,都记住,都不得不去问:为什么?为什么会有人宁愿把自己烧死,也要控诉这个人?”

“所以你就给了老金汽油?就安排他混进晚宴?”我的拳头攥紧了,指甲嵌进掌心,“你就看着他去死?看着贝贝成为孤儿?”

“我没有给他汽油。”苏晚冷冷地说,“我只是给了他一个机会——一个进入晚宴工作的机会。至于汽油,是他自己准备的。至于死,是他自己选的。我只是……没有阻止。”

“那和亲手杀了他有什么区别?!”

“区别在于,我没有碰他一根手指头。”苏晚靠近我,我们的脸几乎贴在一起,我能闻到她身上香水掩盖下的、淡淡的烟草味,“沈默,别摆出一副道德高尚的样子。你和我有什么区别?你明知道老金会做傻事,你阻止了吗?你答应照顾贝贝,不也是用她的未来,来安抚你自己的良心吗?我们都在利用别人的悲剧,来推进自己的计划。你是,我是,林涛是,赵承德也是。区别只在于,有些人承认,有些人不承认。”

她的话像冰锥,刺穿了我所有的伪装。我张了张嘴,想反驳,但发不出声音。因为她说的是对的。

我答应了老金照顾贝贝,但我真的能照顾她吗?我自己都活得像条丧家之犬。我查顾远的死因,真的是为了正义吗?还是为了安抚自己的愧疚——愧疚在他死前,我没有多关心他一点?我接近苏晚,真的只是为了真相吗?还是也被她的美貌和神秘所吸引,幻想着能成为拯救她的英雄?

我们都是烂人。只是烂的方式不同。

“你看。”苏晚退后一步,嘴角勾起一个嘲讽的弧度,“你也说不出话了。因为你知道我说的是真的。在这场游戏里,没有人是干净的。赵承德手上沾着我父母的血,林涛手上沾着顾远的血,我手上沾着老金的血——间接的,但依然是血。而你,沈默,你手上沾着什么?你父亲的?顾远的?还是……你自己的良心?”

江风更大了。对岸的霓虹灯广告牌闪烁了几下,赵承德的笑脸在夜色中明明灭灭。

“你给我的这些文件,”我举起手里的牛皮纸袋,“是完整的吗?”

“不完整。”苏晚说,“只是‘凤凰计划’的部分。但我有完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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