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安，大明宫，紫宸殿。
朝会的气氛，因一份奏疏而变得有些微妙。这份由司徒、相王李瑾领衔，狄仁杰、李昭德等数位重臣联署的奏疏，内容并非关乎边患、河工或赋税，而是提出了一个在多数朝臣看来颇为“务虚”、甚至有些“离经叛道”的倡议——奏请朝廷正式下诏，明确鼓励、支持并系统规划与万国之间“非以朝贡为限，而基于学问之道”的广泛交流，并提出了一个核心理念：“学问之道，无分畛域；知识之利，天下共之。”
奏疏中详细阐述了设立“四方学馆”接纳留学生、建立“四方译馆”翻译外邦典籍以来的成果与面临的挑战，进而提出，应将这种文化交流上升为国家战略，系统构建一个面向已知世界的知识汇聚、整理、研究、传播体系。奏疏建议：扩大译馆规模，设立专项“译学基金”奖励优秀译著；在“四方学馆”基础上，设立更高层级的“天下学馆”，延聘中外博学之士为博士，不仅教授外邦学子，也允许、鼓励大唐学子入学，选修外邦语言、历算、医药、地理等“实学”；定期举办中外学者参与的“论学大会”，辩论切磋；建立系统的外来典籍收藏、编目、研究制度；甚至提议，在保护核心技艺的前提下，有限度、有选择地向“慕风向化、有约之国”输出部分非涉密的通用知识，如图书、农书、基础算学、通用医药方剂、改良农具图样等，以彰显“王道荡荡，泽被苍生”之胸怀。
奏疏最后，以李瑾的口吻，写下了那段在后世被反复引述、也引发了无数争论的话：
“臣闻，江河不择细流，故能成其深；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。今我大唐，国势日隆，文教昌明，四夷宾服，万国来朝，此诚千古未有之盛世。然，盛世之基，在于民生；民生之本，在于百工；百工之进，在于格物；格物之源，在于学问。学问之道，如活水长流，贵在交融，忌在壅塞。”
“上古圣人，观天察地，制器尚象，未尝固守一隅。丝路迢迢，既有胡商之宝货，岂无他邦之智珠？佛经东来，滋养中土千年，此知识无界之明证也。今有异域之算学，可补我‘周髀’、‘九章’之微瑕；有他邦之医药，或可疗我未明之沉疴；有远方之工巧，或可启我百匠之新思。此皆天赐之学，岂因言语隔阂、山河遥远而弃之如敝履？”
“或言：‘夷狄之有学，何足道哉？中华文物，自足用矣。’此言差矣。夷夏之辨，在文德，非在血胤，更非在知识。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强兵富国；孝文帝迁都汉化，国祚延绵。皆善学者也。今我天朝，怀柔远人，非徒以兵甲之利，更应以文明之盛、学问之公。使彼知我之强，非特强在甲兵，尤强在能聚天下智慧以为我用，能化万邦精华以壮我身。”
“故臣斗胆进言：当倡‘天下学’之风。学问乃天下之公器，知识乃人类之共财。大唐既为天下之中，当有海纳百川之气度，熔铸万国之胸襟。开馆纳学，译介万卷，非为**，实为自强；非为炫耀，实为求真。愿我朝堂，不以华夷之见锢聪明，不以古今之论限耳目。广开言路，博采众长，使长安、洛阳，不仅为万国商旅汇聚之都，更为天下学问朝宗之海。如此，则我大唐文明，方能如源头活水，奔流不息，历久弥新，永为天下仰望之灯塔。”
这篇奏疏，文采斐然，立意高远，但其中“知识无国界”（虽未直说此四字，但其意昭然）、“学问天下之公器”等观点，无疑是对传统“华夷之辨”、“重道轻器”、“重义轻利”观念的强烈冲击。尤其是主张主动、系统地学习外邦“技艺”，甚至有限输出知识，在不少恪守“祖宗成法”、“圣贤之道”的保守派官员看来，简直是“用夷变夏”、“本末倒置”的狂悖之言。
果然，李瑾话音落下，将奏疏交由内侍呈递御前后，殿中便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。旋即，便有官员出列反对。
“陛下！司徒之言，看似堂皇，实则谬矣！”一位出身山东士族、以经学著称的老臣，颤巍巍出列，语气激动，“圣人云：‘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’又云：‘吾闻用夏变夷者，未闻变于夷者也。’今司徒竟倡言学问无分畛域，知识天下共之，岂非将圣人之道，与蛮夷之术等同视之？长此以往，必使纲常沦丧，礼崩乐坏！我中华文物典章，自足垂范万世，何必求诸四夷？况且，技艺乃小道，偶有奇巧，何足挂齿？若因贪图奇技淫巧，而动摇根本，实乃舍本逐末，臣万万不敢苟同！”
另一位掌管礼仪的官员也附和道：“陛下，四夷来朝，学习圣人之道，此乃王道教化，天经地义。然主动以其粗鄙之术教之，甚至与之论学，岂非自降身份？况技艺之事，关乎国本，岂可轻示于人？若彼等学我之长，反制于我，如之奈何？司徒所请，实有开门揖盗、泄密资敌之嫌！”
“臣附议！”又有官员出列，“且设立‘天下学馆’，延聘外邦之人为博士，与我大唐士子同堂授业，成何体统？国子监、太学，乃国家储才重地，士子清贵，岂能与夷狄之徒混杂？此非但淆乱学统，更恐滋生事端，有辱斯文！至于译书之费、建馆之资，如今各处用度浩繁，水利、边防、赈济，在在需钱，岂可浪费于此类不急之务？”
反对之声，大多集中在“华夷之防”、“道器之辨”、“泄密之虞”、“耗费国帑”以及“淆乱学统”几点上，代表了朝中相当一部分，尤其是清流、保守派官员的普遍忧虑。
李瑾神色不变，静静听着。待反对之声稍歇，他方才出列，向御座上的武则天行礼，然后转身面向众臣，声音清朗而坚定：
“诸公之忧，瑾非不知。然，诸公只见其弊，未见其利，更未察当今之世，已非昔年可比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殿中诸臣：“华夷之辨，首在文明高下，而非血统地域。我华夏文明，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，正在于其有包容并蓄、与时俱进的胸怀。战国时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国势大张；汉武时，张骞凿空西域，引来苜蓿、葡萄，增益民生，此皆善用‘夷’长以强‘夏’之例。佛学自天竺而来，初时亦被视为‘夷教’，然经数百年融合，已成我华夏文明之重要组成部分，滋养文学、艺术、哲学，其功岂可抹杀？今之天竺算学、大食医药、波斯工巧，安知非他日之佛学，可补我文明之阙？”
“道与器，本非对立。圣人制器尚象，以利万民。无器，道何以载？无百工之巧，无格物之实，何来社稷之安，民生之富？去岁关中大地震，若无‘格物’之法指导抢险防疫，以工代赈，焉能迅速恢复？此‘器’之用，关乎万千生灵，岂是‘小道’？学问之‘道’，亦当包容这利国利民之‘器’。固守陈说，鄙薄实学，实非圣贤本意。”
“至于泄密之虞，”李瑾语气转肃，“奏疏中已言明，核心技艺，关乎国本军机，自当严加保守，此乃国之常情，亦为诸国通行之则。然，通用之学，如基础算数、农桑要略、普通工巧、寻常医方，传播于世，有利无害。彼等学去，可改善其民生，促进其生产，其地物产丰盈，商路方能更畅，于我贸易亦有大益。且我输出者，多为整理、系统化之知识，彼纵使得之，欲追我步伐，亦需时日人才。而我，却可借此交流之机，系统获知彼方所长，取长补短，始终领先一步。此乃以我之有绪，对彼之无序；以我之系统，对彼之零散，何惧之有？闭门自守，固然无泄密之虞，却也断绝了获知外界新知的可能，犹如盲人行路，岂能久安？”
“耗费国帑，更是短视。”李瑾继续道，“译书、建馆、延师，所费看似不赀。然学问流通，知识汇聚，其利长远。一良种可活万人，一良方可救千命，一良法可省亿兆工。今日译一书，明日或可启发一巧匠，改良一器械，增益百倍之利。且学问流通，可扬我国威，增我声望，使四方才俊心向长安，此等‘软实力’，岂是金银所能衡量？况且，译馆所出之书，择其精要刊印，亦可售于市，反哺开销。‘天下学馆’若能培养出通晓番情、善于交涉之才，于邦交、商贸大有裨益，其价值又何可估量？”
“淆乱学统，更是过虑。”李瑾看向那位担忧“有辱斯文”的官员，“学问之道，贵在求真，贵在明理。国子监、太学，自当以经史子集、圣贤之道为本，培育治国之才。然，除此之外，天下学问何其广博？设‘天下学馆’，并非取代国学，而是补充、拓展。士子于国学明经义、修德行，于‘天下学馆’增见识、广见闻，知天下大势，晓异域风情，通实用之技，如此，出则可为能臣干吏，处则可为博雅君子，岂不美哉？且学馆之中，我为主，彼为客，规矩由我定，学问由我择，何来淆乱之说？正可借此机会，以我华夏文明之正道，影响、引导外邦学子，使其知礼仪，慕王化，此乃润物无声之教化，胜于百万雄师。”
李瑾一番话，条分缕析，既回应了质疑，又进一步阐明了“天下学”的深层考量——不仅仅是知识交流，更是文明影响力的拓展，是人才战略的布局，是国家“软实力”的构建。
殿中一时安静下来。许多官员陷入沉思。李瑾所言，虽与某些传统观念相悖，但结合近年的所见所闻——格物之利、博览之盛、留学生之潮、译场之忙——似乎又确有道理。这个时代的大唐，本身便有一种自信、开放的气度，只是这种气度需要有人用新的理论去阐释和引导。
“陛下，”宰相狄仁杰出列，声音沉稳，“老臣以为，司徒所言，实乃老成谋国之见。当今之世，我大唐如日中天，四方来朝。然，欲保此盛世于长久，非仅恃兵甲之利，更需文明之盛、人心之向。主动倡‘天下学’，广纳博收，既显我天朝上国之自信胸襟，又可集思广益，取长补短，使我文明永葆活力。至于所虑诸弊，司徒已有周全应对之策。只需立法度，明规矩，严把关，自可趋利避害。此事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，臣附议。”
李昭德等一批较为开明、或与李瑾交好的官员也纷纷出言支持。他们认为，在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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