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宫，已然成为整个帝国焦虑与希望交织的风暴眼。皇帝“不惜任何代价”的旨意，如同最严厉的催命符，也像最后的救命稻草，让太医院、乃至整个洛阳的杏林界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压与忙碌。然而，皇太孙李昭的病情，却像一道无情的铁幕，将所有的希望与努力，一次又一次地狠狠碾碎。
起初，是太医署的倾巢而出。从医术最精湛、德高望重的太医令、太医丞，到各科专精的侍御医、医博士，轮番上阵，日夜不休。脉案记录堆积如山，每一页都浸透着绝望。李昭的脉象变幻莫测，时而“洪大滑数，如釜中沸”，显是热毒炽盛；时而“细微欲绝，如蛛丝游”，又似正气将脱。舌苔从白腻到黄厚，再到焦黑起刺，最后竟有剥落之象。高热持续不退，斑疹颜色日益深黯，咳嗽越发剧烈，痰中带血丝已变成咯出整口暗红色的血块。神志昏蒙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偶尔清醒片刻，眼神空洞，已几乎无法辨认人。
太医们使尽了浑身解数。《伤寒论》的经方用遍了，从麻黄汤、桂枝汤的辛温解表，到白虎汤、承气汤的寒凉攻下，再到清营汤、**地黄汤的清营凉血，甚至用上了安宫牛黄丸、紫雪丹、至宝丹这等镇宫之宝般的急救“三宝”，试图“开窍醒神，清心解毒”。然而，汤药灌下去，要么被呕出，要么如同泥牛入海，高热不退，神昏依旧。针灸之法也试遍了，从泄热的大椎、曲池、合谷，到扶正的足三里、关元、气海，金针银针，补泻手法交替，李昭身上几乎被扎遍，那昏迷中的身躯却只是随着针体微微颤抖，不见任何起色。甚至用了灸法，艾绒燃烧的烟雾缭绕病榻，皮肤上留下灼热的红痕，却也仅仅让那滚烫的体温，短暂地、微弱地波动一下，随即又攀升回那可怕的高度。
几位白发苍苍的太医令，在连续数日不眠不休的会诊后，跪在太子李瑾面前，老泪纵横，以头触地：“殿下……臣等无能！太孙殿下此症，凶险诡异，非风、非寒、非温、非暑，似邪疠乖戾之气直入营血，逆传心包，耗竭真阴……臣等穷尽典籍，用尽古方，竟……竟全无对症之策！脉象已现‘雀啄’、‘屋漏’之绝象……臣等……罪该万死！”他们额上磕出的血痕与灰败绝望的面色，宣告了帝国最高医疗力量的集体失败。
李瑾脸色惨白如纸，身形晃了晃，被身旁内侍扶住才未倒下。他张了张嘴，想斥责，想质问，却发现自己连发出声音的力气都仿佛被抽空。这些太医，已是天下医者的顶峰，他们若束手，还有谁能指望？
皇帝的旨意已通传天下。于是，民间的“神医”、“异人”，开始被各级官府以最快的速度，或请、或“送”、甚至半强制地带往洛阳。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，形形**。有隐居山林、据说能“生**，肉白骨”的苍髯老道，带着满身药草清香和神秘符箓而来；有行走江湖、专治疑难杂症的游方郎中，背着的药箱里装满奇形怪状的根茎虫草；有来自边陲、精通巫医之术的“鬼师”，跳着诡异的舞蹈，焚烧气味刺鼻的草药；甚至还有自称得“仙人梦中授方”的乡野村夫，拿着几张字迹歪斜、语焉不详的所谓“仙方”。
东宫侧殿被临时辟为“征医所”，由内侍省和太医署共同管理。每一个被送来的人，无论身份高低，形貌如何，都要先经过太医署官员的粗略盘问，查看其所携药方、所持理论。大多数所谓的“神医”，在真正的行家面前，几句话便露出马脚，或是方剂荒诞不经，或是理论虚妄无稽，立刻便被客客气气（或不容分说）地“请”出去，赏些钱帛打发走，以防其是江湖骗子，耽误病情甚至加重危机。
但也有少数几人，看上去确有几分本事，或持有罕见古方，或言论别出机杼，被允许在太医监督下，为太孙诊视。于是，东宫内又上演了一幕幕光怪陆离的景象：有道士以朱砂画符，焚化入水，称是“驱除疫鬼”；有郎中取出珍藏的、据说产自雪山的“千年灵芝”和“成形老参”，欲行“大补元气”之法；更有甚者，建议以“童便”或“人中黄”等秽物为引，以毒攻毒……这些方法，有的荒唐可笑，有的或许有其民间经验依据，但在李昭这已然沉疴入髓、阴阳离决的险恶病情面前，无异于杯水车薪，甚至因用药猛烈或思路相悖，险些酿出大祸。一位来自巴蜀的“神医”，用了大剂量的附子、干姜，意图“回阳救逆”，结果李昭服下不久，便浑身抽搐，口鼻溢血，吓得太医们魂飞魄散，紧急施针灌药才稳住，那“神医”当即被下狱问罪。
一次次的希望燃起，又一次次在更沉重的绝望中熄灭。东宫里的药味，混杂了越来越多的怪味——符灰的焦臭、奇异草药的辛烈、甚至还有某些“异人”带来的、难以言喻的腥臊气息。病榻上的李昭，在反复的折腾下，早已瘦脱了形，气若游丝，只有胸膛那微弱到几乎看不见的起伏，证明这个年轻的生命仍在与那无形而凶恶的病魔做最后的、徒劳的挣扎。
就在所有人都几乎要放弃，连民间“异人”的来路也开始变得稀落时，一道新的旨意，经由“异域文献馆”和四方馆，悄然发往与大唐交往密切的诸国使臣、商队首领，甚至通过海路，传向更远的地方：“有能医治皇太孙疾者，无论华夷，不计身份，重赏之外，可封异姓王，赐丹书铁券，**罔替！”
这已是超越常规的、近乎疯狂的悬赏。异姓王！丹书铁券！这是多少人、多少家族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殊荣！悬赏一出，举世哗然。不仅是大唐境内，那些在洛阳、长安长期居留的胡商、使节、僧侣中也泛起了波澜。
数日后，几位身份特殊的人，被引荐到了东宫。
一位是定居洛阳多年的大食名医，名叫易卜拉欣。他精通阿拉伯医学，融合了希腊希波克拉底、盖伦的“四体液说”与波斯、印度的医学知识。他仔细检查了李昭的症状（通过翻译），观察了他的舌苔、眼睛、皮肤斑疹，甚至要求查看了尿液和痰盂。随后，他通过翻译提出，这可能是“血液**引起的严重发热”，建议用“放血疗法”排出**的血液，并辅以其家乡特有的、一种名为“唂夫”（可能指某种草药或矿物）的退热药粉，以及严格的冷敷降温。
太医们面面相觑。“放血”在中医并非没有，但多用于实证、热证初起，或某些痈疽。太孙此刻正气已极度虚弱，再行放血，恐有立毙之险。至于那陌生的“唂夫”药粉，成分不明，谁敢让皇太孙服用？在激烈争论和请示后，易卜拉欣的方案被谨慎地、有限度地尝试——只同意用其带来的、据说有神奇冷却效果的“雪水”（实为硝石制冰所得）进行额部、腋下冷敷，并少量使用其外敷的、气味清凉的药膏。放血和内服药物，被断然拒绝。冷敷和药膏起初似乎让李昭的燥热稍有缓解，安静了片刻，但很快，高热便卷土重来，甚至更甚。
另一位是来自天竺的僧医，法号戒贤。他精研印度阿育吠陀医学，擅长使用各种香药、精油和瑜伽呼吸调理之法。他认为李昭的病是“皮塔（火）与卡法（痰）严重失衡，毒气侵入第七层体鞘（精身）”，建议用一系列复杂的药油按摩、蒸汽熏蒸（类似药浴），并辅以特定的梵咒唱诵和冥想引导，试图“净化能量通道，驱除病气”。这套理论在唐人听来更是玄之又玄。最终，在王氏太子妃近乎绝望的哀求下，李瑾勉强同意尝试相对温和的药油按摩和蒸汽。然而，虚不受补（或者说虚不受“治”），本就极度衰弱的李昭，在蒸汽熏蒸后反而出现了短暂的窒息，按摩也未能唤醒他丝毫神志。戒贤摇头叹息，合十退下，只留下一室浓烈而陌生的檀香、没药等混合香气。
还有一位，是长安景寺（波斯寺）的一位景教长老，他自称略通拂菻医术，并带来了几样据说来自“大秦”（拂菻）的药物：一种名为“底也迦”的黑色药膏（据说含有**成分，用于镇痛安神），和几种干燥的草药。他的方法更简单，建议将“底也迦”药膏涂抹于太阳穴和鼻下，以“镇定心神，缓解痛苦”，同时用草药煎水擦身。太医署检验了那药膏，气味刺鼻，成分难明，不敢让太孙内服。至于外敷，在极其微小的部位试用后，除了让李昭在昏睡中眉头似乎舒展了极短暂的一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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