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，长安城在钟鼓声中苏醒。
昨夜的喧嚣已然散去，但“不夜城”的余韵似乎还弥漫在湿润的空气中。街市上，清扫夫们推着新式的、带轮子和封闭箱体的垃圾车，有条不紊地清理着夜市留下的痕迹。水车缓缓驶过，洒下清水，压住浮尘。东西两市的店铺陆续卸下门板，伙计们打着哈欠，开始摆放货物。早点铺子升腾起热气，胡饼的焦香、馄饨的鲜香、粥米的清香，混合着刚出炉的蒸饼味道，唤醒行人的肠胃。赶着上朝的官员车马，运送货物的牛车骡车，挑着担子进城的农夫，牵着骆驼的胡商……各色人等如同血液，开始在这座巨大都市的“血管”中流动。
然而，仔细观察，便会发现一种与以往，甚至与数年前长安鼎盛时期，都颇为不同的气质，弥漫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，浸润在每一个生活于此的人身上。那是一种从容的、笃定的、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自信，并非傲慢的睥睨，亦非盲目的自大，而是一种深植于骨髓的、对自身文明的认同、珍视与开放性的从容。这种自信，是在经历地震浩劫后的重生与超越，是在万国来朝、文明交汇中的淬炼与升华，是在“天下学”理念滋养下的开阔与沉淀。它体现在市井百态的细微处，也回荡在庙堂高论的字句中。
朝堂之上，紫宸殿内。
一场关于“天下学馆”明年招生名额分配的朝议正在进行。礼部官员呈报，申请入馆学习的外邦留学生人数再创新高，尤其来自新罗、倭国、渤海、吐蕃的学子激增，此外，大食、天竺、波斯乃至拂菻（拜占庭）亦有青年才俊申请。学馆博士名额有限，宿舍、经费亦需考量。
一位年迈的谏议大夫出列，眉头紧锁：“陛下，四方蛮夷，慕义来学，固是王化所及，盛世之象。然则，我大唐国学、州县学，尚有诸多寒门子弟翘首以盼，朝廷是否应先尽本国英才，再顾外邦？且外邦学子，良莠不齐，言语不通，习性迥异，管理殊为不易。近年长安蕃客滋事，间或有之，若再大量招收，恐生事端，不若稍加限制，宁缺毋滥。”
这番言论，代表了朝中一部分“务实派”或“保守派”的担忧：资源有限，当先顾本国；外人纷杂，恐扰清净。
没等李瑾开口，一位中年官员——出身江南士族，曾在“格物院”短期研习过的户部郎中——便出列反驳：“王大夫此言差矣。所谓‘寒门子弟翘首以盼’，乃因我朝学额、经费尚有不足。此事当从增广本国学校、改良科举取士入手，与外邦学子何干？岂有因自家饭食不足，便闭门谢客之理？此非待客之道，更非大国之度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清朗，带着一种平和的底气：“至于恐生事端，更是过虑。我天朝自有法度，入‘天下学馆’者，皆需考核其品行、才学，并有其本国或保人作保。学馆之中，规矩森严，违者必究。况且，诸生来学，仰慕的是我华夏文明，学习的是我典章制度、礼仪文章、百工技艺。他们在馆中，耳濡目染，受我教化，日久自然心向王化，明晓礼义。此乃以夏变夷之良机，岂可因噎废食？”
另一位曾参与过“天下译馆”编纂工作的翰林学士也补充道：“启奏陛下，臣尝闻司徒有言：‘学问之道，如活水长流。’我华夏文明，之所以能历数千年而不衰，正在于能不断汲取、融汇他者之长。汉融胡风，唐纳佛学，皆为此理。今我朝国力鼎盛，文教昌明，正宜敞开胸怀，以我为主，化育万方。外邦学子来学，学我之优长，我亦可在教授之中，观其禀赋，察其国情，取其所长。譬如，新罗学子敏而好学，倭国学子精于细节，吐蕃子弟悍勇质朴，大食、天竺之人，于算学、医药亦有独到之处。彼此切磋，教学相长，于我文明，有百利而无一害。若一味固守，恐失进取之机，亦有悖王者无外，天下大同之古训。”
这番议论，引经据典，又结合现实，将招收外邦学子提升到了文明传承、对外影响、甚至获取他国信息的高度。不少官员暗暗点头。连那位老谏议大夫，虽然仍皱着眉，但一时也找不到更有力的反驳之词。
龙椅上的武则天，凤目扫过群臣，缓缓开口：“诸卿所议，皆有道理。本国才俊，自当优先培养，此乃根基。然，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我大唐既为天下共主，自当有容载万物之气量。外邦学子，慕风来朝，若拒之门外，反显我朝气量狭小。可着礼部、国子监、天下学馆，共拟章程，严其遴选，明其规矩，优其教导。名额可适当增加，但需保证生徒质量，并令其缴纳一定费用，或由其本国承担部分，以补用度。同时，着吏部、户部，议一议增广州县学、改良取士之法，使我本国寒俊，亦有更多进身之阶。内外兼顾，方是正理。”
“陛下圣明！”众臣躬身。一场可能引发争议的朝议，在武则天和李瑾等人预先铺垫的共识下，以及朝堂上新近形成的、更为开放自信的氛围中，平稳落地。这本身就是一种自信的体现——不再为是否接纳外来者而反复争论，而是从容地讨论如何接纳、如何管理、如何使其为我所用。
市井之间，这种自信则表现得更加生动、直接。
西市一家新开的“胡汉杂货铺”前，掌柜是个四十来岁的长安本地人，姓王，正操着一口流利但略带口音的粟特语，与几个粟特商人讨价还价，争论着一批来自波斯的银器成色和价格。几个路过的士子驻足旁观，其中一人笑道：“瞧这王掌柜，前些年还只会说‘贵了’、‘便宜些’，如今连粟特人的俚语都会了，做起生意来，比胡商还精。”
另一士子摇着折扇，不以为意：“这有何奇？如今长安，会说几句胡语的唐人多了去了。东西两市，译语人都不够用，不少店家自己学了些，买卖更方便。听说‘天下学馆’还开了‘译语速成班’，专教买卖用语，报名者众。”
“也是。与胡商打交道多了，便知他们亦是寻常人，有好有坏，有精有憨。其国货物，固有精巧新奇者，但我大唐之物，亦不乏精品，甚或更胜一筹。”第三个士子指着旁边一家绸缎庄悬挂的、用新式提花机织出的、带有繁复波斯花纹却更加光鲜亮丽的锦缎说，“你看这‘陵阳公样’锦，本是仿波斯纹饰，如今我工匠改良机杼，织出的花纹更细密，色彩更鲜亮，那些波斯、大食商人，反而要抢购回去，在他们那里卖得更贵。这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”
几人说笑着走开。不远处，几个穿着新罗服饰的留学生，正围着一个卖“毕罗”（一种带馅的油炸面食）的小摊，笨拙地试图用官话点餐。卖毕罗的老汉笑呵呵地，放慢语速，连说带比划：“要肉的？菜的？这个是羊肉大葱，这个是韭菜鸡蛋……对，五个，十文钱。”旁边排队的长安百姓，也并无不耐烦，反而有几个热心的大婶，帮着“翻译”：“他要这个，肉的！多给加点茱萸酱，他们爱吃辣！”
这种日常的、自然而然的互动，没有刻意的居高临下，也没有过分的惊奇围观，只有一种“哦，他们是外邦人，有点不一样，但也没什么大不了，都是来做生意、来学习的，跟我们一样要吃饭”的平常心。这种平常心，是更深层次的自信——不再将外来者视为完全的“他者”或“奇观”，而是视为可以交流、甚至可能成为邻居、同窗的普通人。
在“四方里”附近的一家小酒肆里，几个“格物院”的年轻学生，正与一个来自天竺、在“天下学馆”学习算学的婆罗门青年激烈地讨论着。他们面前的桌子上，用酒水画着些奇怪的图形和符号。
“苏利耶兄，你所说这‘零’之概念，及你们天竺的数字写法，确有其便利之处，尤其用于计算。然则，我中土算学，自有筹算之妙，且《九章算术》、《周髀算经》博大精深……”一个唐人士子指着图形，努力解释。
那天竺青年苏利耶，汉语已相当流利，但带着明显的卷舌音：“张兄所言极是。贵国算学，源远流长，尤其勾股、方程之术，令我叹服。然，我天竺数字及‘零’的运用，在乘除、开方上，确有简便之处。何不取长补短？我近日观‘格物院’所用算式，似乎已开始吸纳我天竺数字之形，辅以贵国筹算之理，效率大增。此正合司徒所言‘学问天下之公器’！”
“哈哈，正是此理！”另一个唐人士子拍手笑道，“管他天竺算法、中土算法，哪个好用、算得准，就用哪个！我等在‘格物院’验算水利工程、测量地形，但求精准快捷。前几日，我等还用司徒提及的‘相似三角’之法，复核了你所提的天竺某算经中的测高题，结果分毫不差！殊途同归，大道相通！”
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，却又时不时爆发出理解和赞同的笑声。旁边几桌的客人，有胡商，有唐人，也都见怪不怪，自顾饮酒谈天。这种不同文明背景的年轻人，为了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，平等、热烈地交流甚至争论的场景，在此时的长安，已非罕见。他们身上，既带着对本民族文化的珍视与自豪，又怀着对异域知识开放、好奇、乃至实用的态度。这份自信，是建立在扎实认知基础上的从容，既不妄自尊大，也不妄自菲薄。
宗教领域，那份“和而不同”的自信，也日益显现。
大荐福寺的“三教（后增为多方）论衡台”已举办数次，虽未分出高下，但各教代表人物在公开场合阐述己方教义、回应诘难，逐渐形成了一种“君子之争”的风度。佛教高僧在阐述“空”、“慈悲”时，会引用儒家“仁爱”、道家“自然”作比附；景教僧侣谈论“博爱”、“救赎”时，也会强调与儒家“仁”的相通之处；祆教穆护则更注重强调其教义中“洁净”、“诚实”、“契约”等与世俗伦理相合的部分。他们不再急于否定对方，而是更倾向于寻找彼此的交集，或在各自框架内自圆其说，并共同表示尊重大唐的律法与礼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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