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金的光芒驱散了挤兑的阴云，却也灼伤了无数双在暗处窥伺的眼睛。当长安、洛阳两市兑换所前的人潮彻底散去，高台上那炫目的金山矮下去一截，而市面上宝钞的流通却悄然回暖、甚至更加顺畅时，所有人都明白，一场短兵相接的遭遇战，朝廷——或者说，天后与李瑾——以近乎霸道的决心和惊人的储备，暂时取得了胜利。但这场“货币战争”远未结束，它正从市井街头的喧嚣对抗，转入更加复杂、也更加致命的朝堂博弈与制度构建的深水区。
第一把火：清算与震慑
挤兑风潮虽平，余烬犹燃。武则天与李瑾都清楚，若不将放火之人揪出并施以严惩，类似的危机随时可能卷土重来，且下次对手的手段必定更加隐蔽刁钻。
“查！给朕一查到底！”紫宸殿内，武则天的声音冰冷彻骨，“凡有牵连者，无论其身份背景，一律严惩不贷！朕要用他们的头颅，给天下人，也给那些还在暗中蠢蠢欲动之辈，立个规矩！”
由御史台、刑部、大理寺及殿中省精锐暗卫组成的联合调查力量，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残酷，铺开了一张大网。调查首先从那些在挤兑中最活跃、手持大额来路不明宝钞的“生面孔”入手。严刑之下（或利诱之下），线索迅速汇集、延伸。
数日后，一份沉甸甸的奏报和一份触目惊心的名单，摆在了武则天的御案上。
名单之上，有被查封的旧钱庄余孽，有与私铸窝点往来密切的铜料商人，有在挤兑中趁机低价收购宝钞、意图囤积居奇的豪强，甚至还有两名户部和太府寺的中层官吏，被查出泄露库藏铜钱调度情报、收取贿赂。而更引人注目、也更具分量的名字，在名单的后半部分：
洛阳大贾王元宝，以经营绢帛、放贷起家，与诸多世家大族、地方官员往来密切，其暗中掌控的**网络遍布河南，是旧有钱币体系的重要获利者之一。调查发现，挤兑风潮中，有超过三成的大额可疑宝钞，最终流向与他的产业有牵连的商铺。更有线索暗示，其与某些“清流”朝臣过从甚密，常在“诗酒唱和”中议论朝政，对“与民争利”的宝钞新政多有抨击。
河北豪商张巨川，背景更为复杂，主要经营盐铁、马匹，与河北诸藩镇，特别是平卢节度使麾下将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其商业网络深入草原，常为边军输送物资。挤兑期间，曾有数批来历不明的巨量铜钱，从其控制的货栈流出，加剧了市面钱荒。调查其账目，发现多笔与长安、洛阳不明人物的巨额资金往来，疑似用于收买人员、散布谣言。
以及，一个让李瑾都瞳孔微缩的名字——鸿胪寺少卿崔湜的远房族侄，崔氏在长安西市的大掌柜，崔焕。崔湜本人是关陇世家在朝中的代表人物之一，素以“持重守正”自居，对李瑾的诸多新政，包括钱法改革，向来是朝堂上反对最力、言辞最“恳切”者之一。其族侄崔焕，表面经营珠宝、香料，实则利用家族背景和鸿胪寺的便利，与诸多蕃商，特别是部分对宝钞和外汇管制极度不满的阿拉伯、波斯大商人，交往甚密。调查显示，挤兑风潮中那些关于“蕃商拒收宝钞”、“朝廷滥印纸钞填军费”等极具煽动性的谣言，最初的几个关键传播节点，都隐约指向崔焕控制的茶肆、酒楼。甚至，在黄金公开兑付后，仍有小股资金在暗中收购黄金，试图扰乱金价，背后也有崔焕产业的影子。
“好，很好。”武则天看着名单，怒极反笑，指尖轻轻敲打着那些名字，“铜臭商贾，边镇爪牙，世家白手套……都齐了。这是看朕的刀子不够利，还是觉得法不责众？”
处置是迅速而冷酷的。王元宝、张巨川及其核心党羽，以“煽动民变、破坏钱法、窃窥国密”等罪名，被抄家下狱，主犯判斩立决，家产充公，其庞大的商业网络和**被连根拔起，巨额财富（包括来不及转移的大量铜钱、金银、绢帛、店铺田产）收归国有，部分充入“大唐皇家银行”作为资本金。这一刀，不仅斩断了旧有钱币利益集团的重要触手，更以血腥的方式向天下宣告：与新钱法为敌，就是与朝廷为敌，下场唯有破家灭门。
对于崔焕，处理则更为微妙，却也更加凌厉。没有直接动崔湜本人，但崔焕及其直接参与的店铺、伙计，被以“勾结蕃商、散布谣言、扰乱金融”的罪名严办，崔焕被判流放岭南，家产抄没。武则天更借题发挥，下旨申饬鸿胪寺“约束不严”，崔湜罚俸一年，责令其“闭门思过”。这一手，既敲打了以崔湜为代表的、在朝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保守派世家势力，警告他们不要将朝堂之争延伸到市井、用阴损手段破坏国策，又未彻底撕破脸皮，给了对方一个台阶，却也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和警告：天后洞若观火，任何小动作，皆难逃法眼。
血腥的清洗和精准的敲打，如同在北风凛冽的旷野中点燃了数堆冲天的篝火，火焰吞噬了枯草，也照亮了黑暗，更让远处窥伺的狼群，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，发出压抑而惊惧的低吼。朝堂之上，关于宝钞的公开非议几乎绝迹。市井之间，那些关于宝钞的流言蜚语也骤然消失。一种新的、混合着恐惧与敬畏的秩序，在黄金和血光的共同映照下，初步建立。
第二把火：立制与筑堤
然而，李瑾深知，杀戮和震慑只能治标，建立稳固的制度才是治本之策，才能让宝钞乃至整个金融体系，从依赖君王个**威和暴力威慑的脆弱状态，转向依靠规则和信用的可持续轨道。挤兑危机暴露出的问题——兑换网络薄弱、准备金管理不透明、信用支撑单一（过度依赖黄金）、应对突发能力不足——必须尽快解决。
在武则天的全力支持下，李瑾推动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立法和机构建设：
第一，颁布《大唐通行宝钞条例》及《大唐皇家银行章程》。这是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。前者以律法形式明确了宝钞的法偿货币地位，规定了其发行、流通、兑换、防伪、作废等各个环节的规则，并将破坏宝钞信用（包括拒收、伪造、贬损、囤积居奇、散布谣言等）的行为，定为与私铸官钱同等的重罪，量刑极重。后者则正式确立了“大唐皇家银行”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定地位，明确了其“经理国库、发行货币、调节金融、维持稳定”的核心职能，并初步规定了其组织结构、资本构成、准备金制度等框架。虽然许多细节尚待完善，但一套迥异于以往、具有现代金融雏形的规章制度，已然确立。
第二，完善准备金制度，设立“平准基金”。鉴于挤兑中暴露的准备金（主要是铜钱和黄金）调度问题，李瑾奏请设立专门的“平准基金”，其资本金部分来自抄没逆产，部分从国库拨付，由大唐皇家银行直接管理运作。该基金的首要职责，便是在市场出现异常波动（如挤兑、投机性囤积等）时，入市干预，通过公开买卖金银、调节货币供应等方式，平抑物价，稳定币值。这实际上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早期金融工具。同时，规定银行必须保持一定比例（初期定为三成）的“发行准备金”（包括金银、铜钱、优质绢帛等易于变现的资产），并定期（每季）向朝廷（实际是向天后和指定的监察官员）公示准备金状况，增强透明度。动用大盈库黄金的非常之举不可复制，必须建立常态化的、可信的储备支撑。
第三，构建“银行-钱庄”双层体系，规范民间金融。在严厉打击非法**的同时，李瑾意识到，完全取缔民间金融既不现实，也无必要。他推动出台了《民间钱庄管理暂行法》，对愿意守法经营、有一定资本实力的民间钱庄进行审核、发牌，将其纳入监管。这些“官督民办钱庄”可以经营存款、放贷、兑换（小额的宝钞与铜钱兑换）等业务，但必须接受大唐皇家银行的业务指导和监督，缴纳一定比例的存款准备金存入皇家银行，并定期报送账目。皇家银行则扮演“银行的银行”角色，在必要时可以向这些钱庄提供短期资金支持（再贷款），同时通过调整对这些钱庄的存款准备金率、借贷利率等，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信贷规模和货币流通。此举既规范了混乱的民间金融市场，又将其转化为国家金融体系的有效延伸和补充。
第四，拓展宝钞应用场景，构建信用网络。除了继续强制官府收支、大宗交易使用宝钞外，李瑾着力推动宝钞在更广泛民生领域的应用。他推动在长安、洛阳试点，由官府出面担保，与信誉良好的大商号合作，推出针对普通市民和小商贩的“小额宝钞信贷”业务，以极低利息（甚至无息）提供短期小额贷款，帮助其周转经营，但必须以宝钞形式发放和偿还，这既推广了宝钞，又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底层经济。同时，利用平息挤兑后宝钞信用飙升的契机，大力宣传“存款”概念，鼓励百姓和商贾将暂时不用的铜钱、金银乃至宝钞本身，存入大唐皇家银行或官督民办钱庄，获取微薄但稳定的“息钱”（利息），并享受汇兑、保管等便利。虽然初期应者不会太多，但这无疑是培养民众金融习惯、将社会沉淀资金纳入国家金融体系的关键一步。
第五，深化外汇管理，建立情报与协调机制。针对国际商人的博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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