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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凤里初中的第七夜》

19. 第 19 章

凤里初中的第七夜

第十九章

蔡少坡在第十九天的凌晨被一阵沉重的、湿漉漉的喘息声惊醒。那声音不是从某一个方向传来的,而是从四面八方同时涌来,像是整栋楼都在呼吸,墙壁在吸气,天花板在呼气,地板在一伸一缩,像一头巨大无比的、被埋在地下的野兽,正在缓慢地、痛苦地、不可逆转地苏醒。喘息声很重,每一下都像有人在用一把钝刀割他的耳膜,刀口不锋利,割不破,但来回拉扯的感觉比割破更疼,疼到他整个人蜷缩在被子里,双手捂着耳朵,但那声音不是从外面进来的,是从里面出去的,是从他的骨头里、从他的血液里、从他的每一个细胞里自己长出来的。

他睁开眼睛。宿舍里不是黑暗的,不是红色的,不是白色的,不是绿色的,不是蓝色的,不是紫色的。是橙色的。一种燃烧的、炽热的、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被点燃的颜色,从墙壁里渗出来,从天花板滴下来,从地面往上涌。橙色的光很亮,亮到刺眼,亮到他的眼睛在睁开的一瞬间就被灼痛了,眼泪从眼角涌出来,顺着太阳穴往下淌,但他不敢闭眼,因为闭眼之后那片橙色还印在他的眼皮内侧,像一块被烧红的铁烙在了他的视网膜上。

他从床上坐起来。身体很轻,轻得像一片灰烬,像一张被烧了一半的纸,随时会散架,随时会飘走,随时会变成一堆黑色的、脆弱的、用手指一碰就会碎成粉末的碎片。他低下头,看着自己的手。手是橙色的,不是皮肤被染橙了,是皮肤本身在燃烧,那些细小的、像蛛网一样的纹路正在发着暗红色的光,像是岩浆在地表的裂缝下流动,随时会冲破那层薄薄的皮肤,喷涌出来,把他整个人烧成一根炭。他能看见自己的指甲在变黑,从指尖开始,像墨水滴进了水里,慢慢地、不可逆转地向内扩散,黑色吞噬了粉色,吞噬了白色,吞噬了透明,最后整片指甲都变成了焦炭的颜色,表面布满了细小的裂纹,像干涸的河床。

他掀开被子,赤脚踩在地面上。地面是橙色的,不是水泥被烧红了,是地面本身在燃烧,那些细小的、像头发丝一样的裂缝里冒着烟,不是白色的烟,是黑色的,浓稠的,像石油燃烧时冒出的那种烟,又黑又粘,像一条条黑色的舌头从地底下伸出来,舔着他的脚底。他的脚底在冒泡,不是水泡,是血泡,皮肤被高温烤得脱离了肌肉,中间充满了透明的、淡黄色的液体,液体在光线下泛着琥珀色的光,像一颗颗长在他脚底的眼睛。

他站起来,走到窗边。窗户外面是橙色的,不是光,是火。一片无边无际的、燃烧的火海,把整片操场都吞没了。老榕树在火中只露出一个模糊的、黑色的轮廓,像一棵被点燃了的巨大的火炬,树冠上的每一片叶子都在燃烧,每一根枝条都在发出噼里啪啦的爆裂声,树皮在火焰中卷曲、剥落、化为灰烬,露出下面白色的、光滑的木质,木质在高温中变黑、炭化、龟裂,裂纹像一张张正在尖叫的嘴。气生根从树冠上垂下来,像一条条被点燃了的绳子,火焰沿着绳子往上爬,从末端爬到树冠,从树冠爬到天空,从天空爬到看不见的地方。

他伸出手,想摸一摸窗户玻璃。但他的手还没有碰到玻璃,玻璃就自己裂了。不是被什么东西砸裂的,是被高温烤裂的,裂纹从玻璃的正中央开始,像蜘蛛网一样向四周扩散,每一条裂纹都在发出细微的、像是什么东西正在碎裂的声音,那声音密集得像一千万只蚂蚁同时在啃食他的骨头。裂纹越来越多,越来越密,越来越深,最后整块玻璃碎成了无数细小的、尖锐的碎片,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,落在窗台上,落在地面上,落在他的脚上。碎片割破了他的皮肤,血从伤口里渗出来,但血不是红色的,是黑色的,浓稠的,像原油一样,在地面上缓慢地扩散,和那些从地底下冒出来的黑烟混在一起,分不清哪些是他的血,哪些是这栋楼的血。

他转过身,看向宿舍里的其他床。何志杰的床上有人,不是何志杰,不是蔡国良,不是陈雨桐,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人。那个人仰面躺着,眼睛闭着,嘴唇张开着,脸色苍白得像纸,白得像墙壁,白得像邱莹莹校服上那块被月光照亮的领口。他的身上盖着一条白色的床单,床单从脖子一直盖到脚趾,把整个身体都遮住了,只有脸露在外面。那张脸是安详的,平静的,像是一个正在沉睡的人,或者一个已经死去的人。蔡少坡走近了一步,想看清那个人的脸。但他走到床边的时候,那个人的眼睛突然睁开了,不是慢慢地睁开,是猛地睁开,像两扇被风吹开的门,门板撞在墙上,发出一声巨响。

是林晓雨。不是八十多岁的林晓雨,不是十三岁的林晓雨,是另一个林晓雨,一个他从未见过的、介于两者之间的林晓雨。她的脸是六十多岁的,布满皱纹的,被岁月和悔恨雕刻了无数次的,但她的眼睛是十三岁的,年轻的,明亮的,充满恐惧的。她的头发是灰色的,不是花白,是灰,像烧了一半的纸留下的灰烬的颜色。她的嘴唇是黑色的,不是涂了口红,是烧焦了,嘴唇的表面有一层薄薄的、黑色的痂,痂裂开了,露出下面鲜红色的、没有皮肤的嫩肉。她的牙齿是黄色的,参差不齐的,上下两排牙齿之间夹着一样东西——一根跳绳,红色的,塑料的,手柄是白色的。跳绳的一端在她的嘴里,另一端垂在床沿外面,在橙色的光中像一条正在燃烧的蛇,红色的绳子在高温中变软、变形、熔化,一滴一滴的塑料熔浆从绳子上滴下来,落在地面上,发出滋滋的声响。

蔡少坡后退了一步。不是因为害怕,而是因为他不应该在这里看到林晓雨。林晓雨应该在那棵榕树下,在那片暗红色的泥土里,在那根跳绳的末端。她不应该在这间宿舍里,不应该在何志杰的床上,不应该在他的面前。但她在这里,躺在这里,咬着一根正在熔化的跳绳,用十三岁的眼睛在六十多岁的脸上看着他,像是在问他一件事——你听到了吗?你听到了我在榕树下说的那三个字吗?你听到了我在那本日记里写下的每一个字吗?

“你来了,”林晓雨说,声音很轻,很柔,像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在和她的朋友说话,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烧红了的刀,从蔡少坡的耳膜刺进去,沿着听神经一路往下烧,烧到他的脑干,烧到他的脊髓,烧到他全身每一根神经的末梢,“我等了你很久了。从1984年开始等,等到1999年,等到2024年,等到今天。等了你四十年。你知道四十年有多长吗?你知道一个人要死多少次才能活过四十年吗?你不知道。你不知道我死了多少次。每一次邱莹莹在日记里写下‘我不想死’,我就死一次。每一次蔡国良在梦里喊出我的名字,我就死一次。每一次陈雨桐在地下一层的墙上刻下‘我听见了’,我就死一次。我死了四十年了,比你活得还久。”

蔡少坡的膝盖开始发软。不是因为恐惧,是因为重量。四十年的重量,四十年的死亡,四十年的跳绳,全部压在了他的肩膀上,压在了他的脊椎上,压在了他的每一根骨头上。那种重量不是物理上的重量,是另一种重量,一种更本质的、更不可承受的重量——罪孽。不是他自己的罪孽,是林晓雨的罪孽,是那个躺在他面前、咬着一根正在熔化的跳绳、用十三岁的眼睛看着他的女人的罪孽。他不想承受这些罪孽,他不想替林晓雨背负这些罪孽,他不想因为这些罪孽而在这间橙色的宿舍里、在凌晨的黑暗中、在一具正在燃烧的尸体面前发抖。

“你不应该在这里,”蔡少坡说,声音有些哑,“你应该在那棵榕树下。你应该在那片暗红色的泥土里。你不应该在这里。你不应该在何志杰的床上。你不应该在我面前。”

林晓雨笑了。不是那种苦涩的、被嚼碎了的药片一样的笑,是另一种笑,一种更原始的、更本能的、更像是动物在露出牙齿时的那种笑。她的嘴角向上弯起了一个弧度,但那层黑色的痂在她的笑容中裂开了,鲜红色的嫩肉露了出来,血从裂缝里渗出来,沿着她的下巴往下淌,滴在白色的床单上,在白色的布面上炸开了一朵朵暗红色的花。

“我在哪里,由你决定。不是你决定,不是邱莹莹决定,不是任何一个人决定。是你。你是写故事的人。你写我在哪里,我就在哪里。你写我在榕树下,我就在榕树下。你写在何志杰的床上,我就在何志杰的床上。你写在我面前,我就在你面前。我是你的角色,你是我的作者。你不能把所有的罪都推给我,因为那些罪是你写出来的。邱莹莹的日记是你写出来的,蔡国良的手是你写出来的,陈雨桐的沉默是你写出来的,我的跳绳是你写出来的。你不写,我就不存在。你不写,邱莹莹就不存在。你不写,这所学校就不存在。你不写,这个世界就不存在。一切都是你写出来的。一切都是你的错。”

蔡少坡的眼泪流了下来。不是因为害怕,不是因为绝望,是因为他终于知道了一件事——林晓雨说得对。他是写故事的人。邱莹莹是他写出来的,蔡国良是他写出来的,陈雨桐是他写出来的,林晓雨是他写出来的,凤里初中是他写出来的,那本日记是他写出来的,那些红痕是他写出来的,跳绳的声音是他写出来的。一切都是他写出来的。他在自己的房间里,面对着一台电脑,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的。他不是蔡少坡,他是那个坐在电脑前的人,那个创造了这一切的人,那个让林晓雨在榕树下跳绳四十年、又在今天让她开口说话的人。他才是罪人。不是林晓雨,不是任何人。是他。因为他写了这些故事,所以他让这些人活了,也让这些人死了。因为他写了这些故事,所以他让邱莹莹被伤害了,被埋葬了,被遗忘了四十年。因为他写了这些故事,所以他让陈雨桐沉默了,让蔡国良笑了,让林晓雨跳绳了。一切都是他的错。都是他的错。都是他的错。

他伸出手,抓住了林晓雨嘴里的那根跳绳。跳绳是烫的,不是被火烤烫的,是从里面往外烫的,像是绳子本身在燃烧,在熔化,在变成一种粘稠的、像岩浆一样的液体。他的手指被烫伤了,皮肤在接触到绳子的那一瞬间就变成了白色,然后变成黄色,然后变成黑色,然后变成灰烬。他能闻到自己手指被烧焦的气味,不是那种远处飘来的焦糊味,是从他自己的手指上发出来的,从他的皮肤、他的脂肪、他的肌肉、他的骨头同时被高温分解时散发出的气味。他没有松手。他握得更紧了。他把跳绳从林晓雨的牙齿之间拔了出来,不是慢慢地拔,是猛地拔,像从伤口里拔出一根刺。跳绳上粘着林晓雨的牙龈组织,粘着她的牙齿,粘着她的血,那些东西在高温中瞬间炭化了,变成了黑色的、脆弱的碎片,从他的手指间滑落,落在地上,摔成了更细的粉末。

林晓雨的嘴张开了,没有了跳绳的支撑,她的嘴合不拢了,像一扇被卸掉了铰链的门,无力地耷拉着,露出里面黑洞洞的口腔。口腔里没有舌头,没有上颚,没有喉咙,只有一个黑洞,一个深不见底的、像井一样的黑洞,从嘴里一直延伸到身体的最深处,延伸到那具尸体的心脏,延伸到那颗早就停止跳动、但还在被故事强行驱动着的心脏。黑洞里有光,不是橙色的光,不是火光,是一种更冷的、更白的、更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下带上来的光。那个光在慢慢地变大,变亮,变近,像是一盏正在从很深很深的地下升上来的灯。然后他看见了那个光是什么。是眼睛。无数双眼睛,密密麻麻的,像星星一样,在黑洞的深处闪烁着。每一双眼睛都在看着他,不是用目光看,是用整个眼球看。那些眼睛不是林晓雨的,不是任何他认识的人的。是那些被他写死了的、被他删掉了的、被他遗忘了的故事的眼睛。它们在这里,在林晓雨的身体里,在黑洞的最深处,在跳绳的声音停止的地方。它们在等他,等了他很久了,等了他四十个日夜,等了他一万四千六百天,等了他三十五万零四百个小时,等了他二千一百零二万四千分钟,等了他十二亿六千一百四十四万秒钟。它们在等他来把它们挖出来,等他把它们写进他的故事里,等他也让它们活一次,哪怕只有一次。

“谢谢,”林晓雨说,声音从那个黑洞里传出来,从那些眼睛的深处传上来,像是一个被埋在地下的人在用最后一丝力气说话,“谢谢你还给我。谢谢你还记得我。谢谢你还写我。我不是好人,我是坏人,我是最坏的那种坏人。但我是你的角色。你写了我,你创造了我,你让我活了。所以你要对我负责。你不能把我扔掉,不能把我忘记,不能把我埋在榕树下。你要把我写下去,写到我不再是坏人的那一天。”

蔡少坡握着那根被烧焦了的跳绳,站在林晓雨的床边,看着她那张黑洞洞的嘴,看着她那双十三岁的、年轻的、明亮的、充满恐惧的眼睛,看着她那具被白色床单覆盖着的、正在燃烧的身体。他站了很久,久到他的手臂开始发酸,久到他的手指开始发抖,久到跳绳从他的手里滑落,落在地上,发出了一声细微的、像是什么东西碎裂了的声响。他弯下腰,捡起跳绳,把它重新塞回林晓雨的嘴里。不是塞回牙齿之间,是塞进那个黑洞里,塞进那个深不见底的、像井一样的洞里,塞进那颗还在跳动、还在被故事强行驱动着的心脏里。

林晓雨的嘴合拢了。她的牙齿咬住了跳绳,牙龈不再流血了,舌头重新长出来了,上颚重新出现了,喉咙重新打通了。她笑了,不是那种解脱的笑,是另一种笑,一种更温柔的、更像是一个朋友在对朋友笑的笑。她的眼睛里有了光,不是那种年轻的光,是从眼睛里面发出来的光,从瞳孔深处渗出来的、像泪一样的光。

“谢谢你,少坡,”她说,这是她第一次叫蔡少坡的名字,不是“蔡少坡”,是“少坡”,像所有朋友叫自己的朋友一样,“谢谢你没有放弃我。谢谢你没有把我埋在榕树下。谢谢你让我继续活着。虽然我是坏人,虽然我做了那些事,虽然我不配被原谅,但你想让我活着,所以我活着。你想让我写下去,所以我写下去。你想让我变成一个不是坏人的人,所以我——我会努力。我会努力变成一个不是坏人的人。不是为了邱莹莹,不是为了蔡国良,不是为了陈雨桐,是为了你。因为你没有放弃我。”

蔡少坡的眼泪流得更厉害了。不是因为难过,是因为他终于知道了一件事——他不需要原谅林晓雨。他只需要不放弃她。不放弃任何一个他写出来的人,不放弃任何一个他创造了的人,不放弃任何一个他让活了的人。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,不管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,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,都是他的角色,都是他的一部分,都是他的责任。他不能把他们扔在榕树下,不能把他们埋在楼梯下面,不能把他们锁在地下一层。他要带着他们,写完他们,让他们活到最后,活到故事的最后一页,活到这本书被合上的那一刻,活到所有的跳绳声都停止的那一天。

他转过身,走回自己的床边,坐下来,拿起枕头下面的那本日记,翻开第一页。扉页上那三个字还在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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