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市酒吧没有名字。

或者说，它的名字每隔几个月就换一次。

取决于老板欠了多少钱，以及上一次被抄查后招牌还能不能捡回来用。

常客们从不叫它的名字，只说老地方。

这三个字在黑市地盘上比任何招牌都管用，顺着巷子里那股廉价酒精和神经连接液混在一起的气味走，就能找到这里。

凌芮推开后门，把两大袋垃圾拖进后巷，袋子上破了几个洞，泔水顺着她的手腕淌到袖口，她没低头看。

下水道的酸臭味翻着泡往上冒，第三个巷口的路灯暗了两盏。

暗掉的那两盏下面总蹲着几个人，在等深夜落单的醉鬼。

她把垃圾袋甩到投放点，拍了拍手，直起腰。

头顶是城市特有的那种暗红色光污染，把云和夜色都染成一片永不真正黑下去的灰暗。

在这种光下面，人的脸只能看清轮廓。

她在这片红光里活了五年，黑市里所有人的表情都差不多。

疲惫、警惕、和某种习惯性的麻木，偶尔掺杂一点转瞬即逝的贪婪。

凌芮踩在黏糊糊的水泥地上，带着一种轻快的节奏，她在后门口站了一会儿。

后巷的空气并不新鲜，只是比起酒吧里，那一堆人的汗味和神经连接液的铜锈味，勉强算得上干净。

墙角那株野花从砖缝里长出来，茎细得像一条绿色的线，顶端却开着一朵小白花。

花瓣只有指甲盖大小，被暗红色的光污染一照，显出某种微弱的暖色。

凌芮每次下班都会看它一眼，这朵花是这条巷子里唯一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。

没有人给这朵花浇水，没有巡管员来给它评级登记，偶尔还有人捏它的花瓣。

凌芮转身推门回了酒吧。

空气重新裹上来，廉价酒精蒸发的甜腻，神经连接液被加热后散出的金属味，人的体味，这些味道叠加在一起，像一床从来没洗过的厚棉被。

凌芮从吧台上端起六杯酒，托盘往肩上一架，右脚跨过一块黏糊糊的地板，她已经在这家酒吧端了两年盘子，闭着眼都能避开地上的脏东西。

六杯酒是给五号桌的，五号桌坐的是玛格婆婆手底下的人，给钱爽快，但是脾气不好。

凌芮走到桌边，弯腰放下杯子，顺手收走压在空杯底下的纸币，塞进口袋。

她退到吧台角落，背靠着发潮的墙板，扫了一圈。

七号卡座有个客人正在对着神经接口吹气，吹完又拿袖子擦金属触点，四号桌有人在哭，眼泪掉进杯子里也不停。

角落的散座上趴着一个年轻男人，脸埋在手臂里，肩膀在抖，他袖口缝着采集工厂的编号条。

T-27区，情绪采集岗。

凌芮多看了他一眼。

在这里哭的人太多了，但是刚才那一瞬间，她感知到了某种尖锐的信号。

她的感知不像视觉或听觉那样有明确的方向和范围。

它更像是一种味觉，像把她扔进一锅汤里，酸甜苦辣咸混在一起，往身体里灌。

大部分人的情绪是浑浊的，模糊的，像脏水。

凌芮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黑市环境，但是她在这种脏水里泡了五年。

从十二岁神经觉醒那年开始，她就发现自己能在别人最崩溃的时候，捕捉到那些情绪的形状。

但刚才那一瞬间，趴在桌上的那个男人发出的脏水，仿佛电流一样乱窜。

失控。

这两个字瞬间出现在凌芮的脑海中，她朝那个角落走过去。

先绕到七号卡座收了个空杯，又从四号桌旁边经过，看了一眼那个哭的人。

在她经过的几秒内，四号桌的哭声变轻了一点。

走到散座区的时候，那个男人还在发抖，三十出头，工装外套洗变了形，袖口的编号条被磨得字迹模糊。

凌芮在他对面站住，俯身，把手按在了他的手腕上，他的情绪碎片顺着接触点涌过来。

她感受到了情绪的形状和温度，这个人的恐惧是冰的，最底层的那一层恐惧，是怕下一顿饭没有着落。

被工厂辞退时的一片空白，人事部念他名字时嘴唇的动作，回家路上把口袋翻了三遍也没找到一枚硬币的触感，站在家门口却没有勇气敲门的那几十秒。

这些情绪的形状浸泡着她，他的恐惧正在通过未被防火墙过滤的神经信号向外泄漏，感染周围的人。

四号桌的人开始哭得更厉害了，角落散座旁边一桌突然有人站起来踢翻了椅子。

人类的情绪是会共振的，当一个人的恐慌足够尖锐，周围所有人都会开始感到不安，即使他们不知道为什么。

凌芮让自己的神经波动降低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频率，然后通过接触点传递过去。

几分钟过去，也许是几秒。

男人的肩膀停止了发抖，他抬起头，眼眶红着，看向凌芮的目光茫然得像刚从水里被捞起来。

“你喝多了。”凌芮收回手，“再喝一杯我帮你叫车。”

“我没钱叫车。”男人声音沙哑。

“那就走到大路上去。”她把桌上最后一个空杯收走，“这里不让趴桌。”

她转身走回吧台，路过四号桌的时候，那个哭的人已经安静下来在擤鼻子，刚才踢翻椅子的男人把椅子扶了起来，在跟同行人说：“没事，刚有点上头”。

没人注意到她做了什么，在这里，不被注意是常态，每个人都在应付自己的烂摊子，没空看别人。

凌芮已经习惯了，以前她还会觉得委屈，凭什么她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事，却没人看她一眼。

后来她想通了，在这种地方，被注意到才是坏事。

被巡管员注意到，你会被登记，被评级，被打上标签，然后扔回底层。

被黑市掮客注意到，你会被估价，被利用，被榨干最后一滴价值，再被丢弃。

所以她后来也从没承认过自己做了什么,客人问就说“你喝多了”。

老板问就说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”。

玛格婆婆问起来的时候，她也没有回答。

玛格。

这个名字闪过脑海时，她下意识摸了摸口袋。

那张纸条还在，折成小块，压在伊奥的病例单底下，她已经好几天没翻那张纸条了。

倒不是忘了，她这种人什么都可能忘，就是不会忘记哪里放着能用的资源。

她只是还没想好，或者说，她还没走到那一步。

但也许快了，凌芮有些烦躁，伊奥的药每个月都在涨，而她的工资每个月都是死的。

吧台后面，老板在擦杯子，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，发际线后退得厉害，脖子上纹着一只被洗掉一半的蝎子尾巴。

老板见她过来，抬了抬下巴：“五号桌结账没有？”

“结了。”她把纸币掏出来，拍在台上。

老板数也没数就收走了，他从不过问店里多余的事，只要客人不闹事，别把巡管员招来，他甚至不会多看一眼。

凌晨一点半，最后一批客人互相搀扶着出了门。

老板锁了收银机，指了指后厨方向，倒垃圾是凌芮的活，每个夜班都一样。

她拖着半人高的垃圾袋推开后门，把袋子甩到投放点，拍了拍手。

“今天下班比平时晚。”

声音从巷口的阴影里传出来。

凌芮没动，她认得这个声音。

玛格婆婆从阴影里走出来，六十岁左右的年纪，走路不快，脸上挂着一种和善的笑容，灰扑扑的外套和黑市里任何一个老太太都没区别，但她的口袋里装着糖。

那种最便宜的薄荷糖，塑料包装上印着褪色的字。

玛格婆婆走到凌芮面前，伸出手，递给她糖。

凌芮接了。

她第一次被递糖的时候没有接，第二次也没有，第三次她接了。

她发现自己不接的话，这老太太会一直站在那里等着，那种耐心在黑市里非常罕见。

在这里，所有人都在赶时间，赶着赚钱，赶着逃债，赶着在下一轮巡管来之前把摊子收了。

一个愿意等的人，要么是傻瓜，要么有比时间更值钱的筹码。

玛格绝不是傻瓜。

凌芮剥开糖纸，把糖塞进嘴里。

凉的，薄荷味从舌尖窜到鼻腔。

“我看了你好几次了。”玛格说，声音不急不缓，“每次有人失控，你都在附近。”

凌芮咬着糖，没接话。

“不是凑巧。”玛格继续说，“我看到了。”

凌芮把糖从左边换到右边，她不打算否认，但也不打算就这么承认。

否认没用，承认更蠢，在黑市承认自己有特殊能力，等于把自己往掮客的名单上写，她现在还不想上名单。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有更值钱的活。”玛格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片，纸质很薄，在暗红色的光里泛着白，“比你端盘子值钱得多。”

她用两根手指把纸片按在旁边的水泥墙上，然后转身走了，灰扑扑的背影融进巷口的暗处。

凌芮在巷子里多站了一会儿，直到玛格婆婆彻底离开。

她把纸片从墙上揭下来，一串手写的号码，字迹整齐到不像黑市里的人该有的笔迹。

凌芮把纸折了两折，塞进口袋。

她不打算现在就去找玛格，她正要转身离开，视线扫过后巷深处。

第三条巷子的方向，暗掉的两盏路灯下面，今天果然也蹲着人，三个模糊的轮廓挤在墙根，在分什么东西。

即使在暗红色的光里看不清细节，她也能感知到那个方向上飘过来的情绪残渣。

贪婪、急切，还有那种特有的兴奋和警惕。

她收回目光，没有多看。

在黑市，不该看的别看，这条规则排在所有规则的前面。

回到公寓已经快凌晨两点。

公寓是地下室的隔间，走廊里永远一股潮味，墙皮剥落的灰渣在墙角堆成一条一条的，她推门的时候放轻了动作。

灯亮着。

伊奥窝在那张弹簧塌了一半的单人沙发上，膝盖上摊着什么东西，是一个小竹篮，篮子里装着半成品的手工串珠，透明的玻璃珠在暗红色的光里闪着细碎的光。

她的手指还捏着一颗珠子，头已经歪在沙发扶手上，伊奥睡着了。

凌芮站在门口，没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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