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,刘辩,三兴汉室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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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琰先扬后抑,在对刘辩的吹捧中顺便将谏言的事情给干了。
军中有人怀疑蹇硕会借着公事谋私利,其中有没有蹇硕是宦官的原因呢?毕竟蹇硕在当小黄门时名声可不咋地。
崔琰离开之后,刘辩思索起来,现在宦官的名声依旧很差,他在考虑将来改革税制之时要不要动用宦官。
此事没法与卢植或是荀彧他们商量,因为他们必然是不会愿意的。
现在的汉室就像一辆在走下坡路的车,早些年的天灾人祸为这辆车加了多次油门。先帝执政的最后几年终于对于汉室的现状有了警醒,从一路踩油门狂飙变成了踩刹车,又有刘辩和以卢植为首的一众贤臣们发挥作用,而今下坡的速度终于慢了下来。
不管怎么说,想要重回上坡路,重新度田是必须要做的,与之相比,改革税制更像是顺带手的事——反正两件事都阻力重重,反对的是同一批人。
在这种现状之下,想要让士卒们知道他们吃的是刘辩的饭很简单,汉家这么多年的威严不是假的。
可问题在于,士卒们只知道执行军令,对于军令会造成何种后果是一概不知的。
不过崔琰的话同样提醒了刘辩,他再度找来卢植。
当初光武帝面对天下叛乱有足够的威望或是派使者、或是直接调兵平乱,最终戡乱。
士卒之心当然有用,但在很多时候,却发挥不出作用。
他建议道:“此事虽大有可为,然毕竟涉及到陛下安危,不可不慎重,绝不可操之过急……”
而今虽说文武尚不分家,郡守国相都是兼任军政一把手,但实际上,文武双全终究没那么多,如今选官的三署更重文。
毫无疑问,这更有利于培养君臣感情。外放的羽林郎也更能贯彻君主的意志。
这不是刘辩第一次考虑这件事了,其实他原本就属意在日后将孙策马超召入羽林郎中,毕竟羽林郎戍卫东宫,可不像在城外的三署。如果刘辩愿意,他们时时都能见面。
而羽林郎则几乎失去了原本外任为官的职能。
刘辩虽然安排了崔琰这些人进了北军和西园军,但总体上营兵们还是延续了以往的风格,只是刘辩对于将官克扣士卒钱粮之事看管的更严罢了。
譬如大名鼎鼎的“为吕氏者右袒,为刘氏者左袒”,当时的北军进攻守卫皇宫的南军,北军的士卒哪个敢有杀掉少帝的想法?可最后,少帝还是无了。
具体怎么选出这些人,刘辩需要有人为他把关,而最受刘辩信任的卢植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。
桓帝就曾效仿过武帝,以身边的羽林郎出任二、三百石的县长,只不过这一举措和先帝的鸿都门学一样,受到了士人们或明或暗的抵制,实际成效甚微。
“卢师放心,我明白。”刘辩当然不会急于一时,羽林郎终究是刘辩在东宫以及外出时的近身宿卫,保证家世清白以及最关键的忠诚,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事,他还是很惜命的,可不想当被奴仆砍死的高澄。
因为此时的军中士卒在上官面前既完全没有话语权,同时在信息的获取和眼界上也有难以弥补的差距。
刘辩遇到问题能够从朝臣处寻到建议,但远在敦煌郡的太守赵岐就不能这么办了。
其实目前朝中当过羽林郎并且身居高位的,还真有一人,这人很有名,姓董。
虽然而今的郡国兵和中央营兵的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,但架不住郡国众多而营兵少,刘辩登基三年多,虽也干了不少事,却远没有开国之君的威望。
在封建时代,指望士卒们在大军之中有自己的想法是很难的一件事,实际上,以严苛的军法来论,尤其是在战时,更是力图把士卒们变成只知道执行军令的人偶,什么主观能动性,那不是底层士卒该思考的事情。
刘辩不求羽林郎们外任县长,他的目标很明确,军队。士人们再怎么诗书传家,军中总是不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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